古代经典和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及趣味本来有一定差距如果再板起面

古代经典和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及趣味本来有一定差距，如果再板起面孔、高高在上，只会让现代读者望而生畏。当然，经典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味将它鸡汤化、庸俗化、功利化，也会让它变味。最好的办法就是，既忠实于经典的原汁原味，又方便读者读懂经典，易于接受。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国学经典丛书》首先是以原典为主，尊重原典，呈现原典。同时又照顾现实需要，为现代读者阅读经典扫除障碍，对经典作必要的字词义的疏通。这些必要精到的疏通，给了现代读者一把打开经典大门的钥匙，开启了现代读者与古圣先贤神交的窗口。

放眼当下出版界，传统文化出版物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诸多出版商打着传承古典文化的旗号，曲解经典，对现代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认知传承经典起了误导作用。有鉴于此，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国学经典丛书》特别注重版本的选取。这套丛书30个品种当中，大多数择取了当前国内已经出版过的优秀版本，是请相关领域的名家、专业人士重新梳理的。这些版本在尊重原典的前提下同时兼顾其普及性，希望读者能有一次轻松愉悦的古典之旅。

种种原因，这套丛书必然会有缺点和疏漏，祈望方家指正。

前言

一

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华五千年的古代文明和文化总是有些隔膜，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放牛娃，其隔膜更甚。大约是读到中师的时候，才听到一位老师提及，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启蒙读物有四种——“三、百、千、千”。当时只知道“三”是《三字经》，“百”是《百家姓》，“千”则是《千字文》，但还有一个“千”，却不太清楚。那时也没有电脑网络，不可能“外事不决问谷歌，内事不决问百度”。当然，也怪自己“不求甚解”、“不敢上问”。

进入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的伯父，一位始终有着忧国忧民情怀、靠自学考上大学的五十年代的大学生，给了两本书让我拿去读。一本是红色封面，题目可能是《天安门诗抄》或者《革命诗抄》，是1976年广大人民在天安门广场自发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歌集。当时读来热血沸腾，至今还记得其中一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后来他又引导我阅读了周恩来、孙中山、毛泽东的传记等等。那种感觉，和读父亲买给我的、也是我的第一本图书——《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故事》时的感觉很相似，对于行侠仗义、救世济民很是向往。

还有一本，就是一个旧的石印本的《千家诗》，这时才恍然大悟，那还有一个“千”，就是《千家诗》。一首首依次读来，走过了诗中的春夏秋冬，渐渐对古诗有了些领悟和兴趣。于是裁了一个小本子，将自己觉得好的诗歌抄下来，带在身边，随时背诵。想想后来的人生道路，多少与此有些关联吧。只是经济大潮涌动起来，后面的十来年，虽然还在读古书读学位，心却不再沉静，简单概括来说，就是为了两个字：“谋生”。

不想，去年年底时，教研室领导找到我，说出版社要出一套古代文化经典的评注本，其中《千家诗》一书还没有落实，希望我能接下这个任务。虽然还有很多事很多压力，我最终接下了这个任务，大约是因为和《千家诗》有一份未了之缘吧。

最早的《千家诗》名字很长，叫《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据说是南宋后期号称一代文宗的大诗人刘克庄编选的。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故这本诗选又称《后村千家诗》，简称《千家诗》。全书共22卷，分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林、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人品14门，133类，442目。收录作者368人，录诗1281首，都是律诗和绝句，多选唐宋人作品。这本书未被收入《四库全书》，但清代康熙四十五年（1706），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刊行的《楝亭十二种》中收录了此书，这时离此书的诞生近四百五十年。又过了大约九十年后，清代学者阮元花几十年心血收集、编纂、抄录成一套共175种古籍的丛书，嘉庆皇帝赐名《宛委别藏》，也收录了这本书。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东海文艺出版社将此书简称为《千家诗评译》出版，杨鸿儒校订，有标点和简明注释。1986年12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又以《后村千家诗校注》的名称出版，胡问侬、王皓叟校注。这一年，离此书的诞生已经七百多年了。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到刘克庄的《后村千家诗》因为篇幅过大，流传并不广。好在古人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据传南宋末年谢枋得（1226－1289）以刘克庄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为底本，从中精选出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共百余首，编成《重定千家诗》，被福建建阳书坊大量刊刻，成为儿童蒙学畅销书，影响极为深广，甚至影响到明代皇家教学。北京图书馆馆藏有明彩绘插图本《明解增和千家诗注》一卷，用明代内府专用加厚皮纸抄写，收七律三十六首，每首依原韵和诗。版式为上图下文，其中金色的线条和画幅，用真金粉描绘。据专家考证，这是明末宫廷内供皇太子们学习的读本。

明末清初，江西临川人蒙学大师王相，有感于通行本《千家诗》只有七言的不足，又在《后村千家诗》的基础上选录五绝和五律，编成《新镌五言千家诗》，又称《五言千家诗》。据“他乡临川人”的博客：王相，字晋升，号讱庵，江西临川人。祖籍山东琅琊，故其作品往往署名琅琊王相。他是清朝学者、蒙学家，编辑和注释过多部蒙学书籍。如《新镌五言千家诗》、《女四书》（刊刻于明天启四年1624）、《三字经诂》（撰于康熙五年1666）、《百家姓考略》等。经他编辑的蒙学著作在明末广为流传，更成为清代蒙学经典。

王相还为署名谢枋得的七言《千家诗》作注，题为《增补重订千家诗》。虽然此前的《千家诗》选者是否为刘克庄和谢枋得，还有争议，但可以确定清代流行的五言和七言《千家诗》是经过王相编注的。推测编定的时间，可能在康熙五年（1666）前后。

后来，坊间把五言和七言《千家诗》合印在一起，总称《千家诗》，成为后代最为流行的本子。一般所谓《千家诗》，都是指这种合刊本。全书共四卷，选七言绝句94首，七言律诗48首，五言绝句39首，五言律诗45首，共计226首（也有本子为224首），多为唐宋两代著名诗人的名篇佳作，唐代六十五家，宋代五十二家。选诗最多的是杜甫，共二十五首。

此时，《后村千家诗》已走过四百多年的历史，而这合刊本《千家诗》，流传至今也有三百四十多年。此后又过了大约一百年，蘅塘退士孙洙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5）编成《唐诗三百首》，此书一出即风行海内，影响不仅限于蒙学，也是唐诗的权威通行选本，被世界纪录协会收录为中国流传最广的诗词选集。而《千家诗》则渐渐淡出人们视线，但仍然断续有人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