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夸耀。

正：政。

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手段；赏赐，是用来辅助刑罚的手段。羞辱劳苦，是人民所憎恶的；显荣逸乐，是人民所追求的。所以，如果国家的刑罚不令人惧怕，而爵禄不能吸引百姓去追求，这就是亡国的预兆了。如果该受刑罚的人能够躲避逃脱，那么百姓就邪僻放纵而不惧怕刑罚，就会对于君上存着侥幸的心理而去追求私利。如果显荣不出于一途，那么官吏就要攀附权势贵族来获取名誉。百姓不避国家的禁令，所以触犯刑罚的情况就要繁多。官吏不执行法令，刑罚就要错乱。刑罚名目繁多而又错乱，就使国家的奸行多。这样，富人就不能保有他们的财产，穷人就不得从事他们的职业，土地就荒废，国家就贫穷。土地荒废，民众中会有欺诈产生；国家贫穷，国君就缺少财物进行赏赐。所以圣人治国，受过刑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犯过罪的人在朝廷上没有官做。如果受过刑的人位列朝班，官吏就会看不起自己的地位。如果犯过罪的人锦衣玉食，百姓就会贪图他们获得的利益。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职位，就会以自己忠于职守为可耻；百姓贪图非分的利益，就会以自己的奸巧为夸耀的资本。原本刑罚是禁止人们作奸的手段，官爵是鼓励人们立功的手段。现在国家设置官爵而人们以忠于职守为耻，制定刑罚，而人们以犯法为荣。这就是在法度方针上有弊病。因此，国君必须掌握大权统一政策而制定统治方针，封官授爵来奖励民众，按照功劳来任用群臣。这样，上上下下就会平衡。上下平衡，臣民就能为国尽力，国君也就能掌握统治权力。

开塞第七

开塞，即开启阻塞的道路，更深一层则可以理解为清除政治统治中的弊端。篇中将人类政治生活的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三个阶段治理的方法不同是因为社会生活的实际不同。所以，治理国家就要既不效法古代，也不拘泥于现有制度。拘泥于现有的制度就会阻塞政治的进步，这就是政治的弊端。本文认为时代在不断变化，现在的民众失去了先民的朴厚而变得奸诈虚伪，面对这种状况，先前儒家的仁政就行不通了，而只能用法制。法制的基本原则是刑多赏少，目的是以刑去刑。因而法制看似严苛，却能够禁止民众不犯法，是对民众最大的保障。法制看似与儒家的仁义相反，却与德治殊途同归。法制才是当时清除社会弊端的必要手段。本文中有些观点重复前篇，有些观点则令人耳目一新，如“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说明本文不仅仅强调法制在政治中的作用，还强调法制的执行力，这不失为一种明见。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

亲亲：爱亲人。

别：别亲疏。

险：邪恶。

征：夺取。

性：欲。

说：同“悦”。

上：尚。

出：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