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典和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及趣味本来有一定差距，如果再板起面孔、高高在上，只会让现代读者望而生畏。当然，经典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味将它鸡汤化、庸俗化、功利化，也会让它变味。最好的办法就是，既忠实于经典的原汁原味，又方便读者读懂经典，易于接受。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国学经典丛书》首先是以原典为主，尊重原典，呈现原典。同时又照顾现实需要，为现代读者阅读经典扫除障碍，对经典作必要的字词义的疏通。这些必要精到的疏通，给了现代读者一把打开经典大门的钥匙，开启了现代读者与古圣先贤神交的窗口。

放眼当下出版界，传统文化出版物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诸多出版商打着传承古典文化的旗号，曲解经典，对现代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认知传承经典起了误导作用。有鉴于此，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国学经典丛书》特别注重版本的选取。这套丛书30个品种当中，大多数择取了当前国内已经出版过的优秀版本，是请相关领域的名家、专业人士重新梳理的。这些版本在尊重原典的前提下同时兼顾其普及性，希望读者能有一次轻松愉悦的古典之旅。

种种原因，这套丛书必然会有缺点和疏漏，祈望方家指正。

前言

一

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华五千年的古代文明和文化总是有些隔膜，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放牛娃，其隔膜更甚。大约是读到中师的时候，才听到一位老师提及，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启蒙读物有四种——“三、百、千、千”。当时只知道“三”是《三字经》，“百”是《百家姓》，“千”则是《千字文》，但还有一个“千”，却不太清楚。那时也没有电脑网络，不可能“外事不决问谷歌，内事不决问百度”。当然，也怪自己“不求甚解”、“不敢上问”。

进入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的伯父，一位始终有着忧国忧民情怀、靠自学考上大学的五十年代的大学生，给了两本书让我拿去读。一本是红色封面，题目可能是《天安门诗抄》或者《革命诗抄》，是1976年广大人民在天安门广场自发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歌集。当时读来热血沸腾，至今还记得其中一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后来他又引导我阅读了周恩来、孙中山、毛泽东的传记等等。那种感觉，和读父亲买给我的、也是我的第一本图书——《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故事》时的感觉很相似，对于行侠仗义、救世济民很是向往。

还有一本，就是一个旧的石印本的《千家诗》，这时才恍然大悟，那还有一个“千”，就是《千家诗》。一首首依次读来，走过了诗中的春夏秋冬，渐渐对古诗有了些领悟和兴趣。于是裁了一个小本子，将自己觉得好的诗歌抄下来，带在身边，随时背诵。想想后来的人生道路，多少与此有些关联吧。只是经济大潮涌动起来，后面的十来年，虽然还在读古书读学位，心却不再沉静，简单概括来说，就是为了两个字：“谋生”。

不想，去年年底时，教研室领导找到我，说出版社要出一套古代文化经典的评注本，其中《千家诗》一书还没有落实，希望我能接下这个任务。虽然还有很多事很多压力，我最终接下了这个任务，大约是因为和《千家诗》有一份未了之缘吧。

最早的《千家诗》名字很长，叫《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据说是南宋后期号称一代文宗的大诗人刘克庄编选的。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故这本诗选又称《后村千家诗》，简称《千家诗》。全书共22卷，分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林、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人品14门，133类，442目。收录作者368人，录诗1281首，都是律诗和绝句，多选唐宋人作品。这本书未被收入《四库全书》，但清代康熙四十五年（1706），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刊行的《楝亭十二种》中收录了此书，这时离此书的诞生近四百五十年。又过了大约九十年后，清代学者阮元花几十年心血收集、编纂、抄录成一套共175种古籍的丛书，嘉庆皇帝赐名《宛委别藏》，也收录了这本书。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东海文艺出版社将此书简称为《千家诗评译》出版，杨鸿儒校订，有标点和简明注释。1986年12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又以《后村千家诗校注》的名称出版，胡问侬、王皓叟校注。这一年，离此书的诞生已经七百多年了。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到刘克庄的《后村千家诗》因为篇幅过大，流传并不广。好在古人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据传南宋末年谢枋得（1226－1289）以刘克庄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为底本，从中精选出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共百余首，编成《重定千家诗》，被福建建阳书坊大量刊刻，成为儿童蒙学畅销书，影响极为深广，甚至影响到明代皇家教学。北京图书馆馆藏有明彩绘插图本《明解增和千家诗注》一卷，用明代内府专用加厚皮纸抄写，收七律三十六首，每首依原韵和诗。版式为上图下文，其中金色的线条和画幅，用真金粉描绘。据专家考证，这是明末宫廷内供皇太子们学习的读本。

明末清初，江西临川人蒙学大师王相，有感于通行本《千家诗》只有七言的不足，又在《后村千家诗》的基础上选录五绝和五律，编成《新镌五言千家诗》，又称《五言千家诗》。据“他乡临川人”的博客：王相，字晋升，号讱庵，江西临川人。祖籍山东琅琊，故其作品往往署名琅琊王相。他是清朝学者、蒙学家，编辑和注释过多部蒙学书籍。如《新镌五言千家诗》、《女四书》（刊刻于明天启四年1624）、《三字经诂》（撰于康熙五年1666）、《百家姓考略》等。经他编辑的蒙学著作在明末广为流传，更成为清代蒙学经典。

王相还为署名谢枋得的七言《千家诗》作注，题为《增补重订千家诗》。虽然此前的《千家诗》选者是否为刘克庄和谢枋得，还有争议，但可以确定清代流行的五言和七言《千家诗》是经过王相编注的。推测编定的时间，可能在康熙五年（1666）前后。

后来，坊间把五言和七言《千家诗》合印在一起，总称《千家诗》，成为后代最为流行的本子。一般所谓《千家诗》，都是指这种合刊本。全书共四卷，选七言绝句94首，七言律诗48首，五言绝句39首，五言律诗45首，共计226首（也有本子为224首），多为唐宋两代著名诗人的名篇佳作，唐代六十五家，宋代五十二家。选诗最多的是杜甫，共二十五首。

此时，《后村千家诗》已走过四百多年的历史，而这合刊本《千家诗》，流传至今也有三百四十多年。此后又过了大约一百年，蘅塘退士孙洙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5）编成《唐诗三百首》，此书一出即风行海内，影响不仅限于蒙学，也是唐诗的权威通行选本，被世界纪录协会收录为中国流传最广的诗词选集。而《千家诗》则渐渐淡出人们视线，但仍然断续有人出版。